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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问题还是道德安全问题?

[ 发布日期:2020-01-09 点击: 来源: 未知 【打印此文】 【关闭窗口】]

  “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是每个人的头等大事,李瑞环同志曾经有过一段实打实的论述: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可以讲个百分之几,唯独吃饭问题必须讲究百分之百。可见,与吃饭有关的民生问题不是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大事情。

  饭要吃饱,还要吃好。温饱尚且无法保证的时代,人们对于食品安全的关注自然没那么强烈。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开始追求生活质量,食品安全问题也进入公众视野,并一次次刺激着国人的眼球,考量着社会的心理承受力。瘦肉精、地沟油已经“小儿科”,苏丹红、三聚氰胺等等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曾经陌生的词汇也不再新鲜,至于“镉大米”、“呋喃丹生姜”等有毒食品,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几年前开始,据说就连鸡蛋里边都可以注水。假冒伪劣手段可谓不断翻新,让人猝不及防。

  我们须臾不可或缺的蔬菜、面食、肉类等食品的安全性究竟严重到了何种程度?有一个事实触目惊心:不少菜农不吃自己种植的蔬菜!

  相信每个人都会对此冷汗淋漓。菜农知道自家的菜是如何种出来的,所以他们不吃,原因很简单,吃了会坏事儿。同时,另一个让人气愤却也纠结的重大疑问或称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你自家都不吃,为何还要卖给别人?驱使菜农如此“昧良心”的行为究竟因何而出?这是一个单纯的食品安全问题,还是道德问题、监管问题抑或其它问题?

  很显然,无论出于理性还是情感的为菜农辩护者能够列举出多少外在的理由,诸如菜农们的生存生态、有关部门的监管缺位等等,一个基本原则却明白无误:你自己都不敢吃的蔬菜卖给了旁人,与诚信有关的道德问题就确确实实存在。作为商品生产供应者,作为社会成员,缺失了诚信这个根本前提,哪怕你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受害者、弱势者,一切都很难让社会公众理解和同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谁违背了基本的道德标准和伦理规范,谁就要为自己的行为埋单。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关于“诚信”的基本观念,“诚”与“信”作为伦理道德的范畴,分别从天、人两个方面对个体、社会进行了规范。朱熹认为,“诚者,真实无妄之谓”; 程颐则说,“以实之谓信”。“诚”更多地强调“内诚于心”,“信”则侧重于“外信于人”。“诚”与“信”有机结合,就形成了一个内外兼备,具有丰富内涵的价值体系。到了现代社会,诚信之于公民,即是诚实可靠,信守诺言,言行一致,淳朴不欺等社会认可的美德表现形式。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诚信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日常生活和事业过程中的积意义一直被传承着,曾子杀猪、徙木立信的故事早已让人们耳熟能详。在孔子的理政之要中,诚信更被视作根本之根本。“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期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另一方面,诚信的缺失对于个人、家庭乃至一个的危害究竟有多大,同样有太多的警示例证。且不说那则著名的“狼来了”的黑色幽默,周幽王为取悦宠妃褒姒,烽火戏诸侯,竟至亡身亡家亡国!

  诚信不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追求和为人处事之本、养德修业之源,也是世界文明的基础内容。希腊著名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起源于自由人的“共同协定”,诚实遵守这一协定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义务。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关于诚信也有大量科学论述。马克思认为,诚信不仅是一种行为道德规范,而且是一个重要的经济范畴,它是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建立经济关系的基础,经济范畴只不过是人们之间现实利益关系的一种抽象。恩格斯在为《英国工人阶状况》的多国版本序言中写道,“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所谓的哄骗和欺诈手段……”列宁也认为, 诚信就是 “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

  到了现代社会,诚信在人际交往、政治活动、商业经营过程中更是被不同和民族的人们视作个体、企业和政治组织的命根子,池田大作甚至认为,“信用难得易失,经年积累的信用往往会由于一时的言行而失掉。”这绝非危言耸听,随着社会整体理性的觉醒,征信体系逐步完善,人们屡屡看到,一些政治家、企业家和学术大家因为诚信危机而一夜破产、身败名裂的悲剧一再上演。

  不可否认,社会发展始终是朝向进步的,哪怕它在某个阶段呈现螺旋式发展状态。然而,人们在创造大的物质财富、革故鼎新的同时,却往往有意无意地把一些被历史证明为正确而成为现代人行为约束的传统美德“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在传统与创新、继承与发展之间究竟应该如何实现科学的有机结合,成为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治理的要议题。社会转型期,对于少数社会成员在新旧观念激荡中表现出来的迷惘彷徨和无所适从固然不必如丧考妣,然而,假如全社会在其间“找不着北”,人们被自身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所异化,以至于陷入庸俗实用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等泥淖中,见利忘义,见利忘信,信奉“成功就是王道”,为了成功不惜不择手段,道德伦理对一些人失去了约束力,就连法律也被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践踏和蔑视,那么,这种社会存在无论如何只能是一种悲哀,全社会就该给予高度的警惕了。

  尤其需要注意到的是,在少数新生代那里,发展自由个性和独立人格被误解为“唯我独尊”,他们什么也不怕,啥也不在乎,传统价值观念被看做婆婆妈妈、唧唧歪歪的“陈腐说教”,对于传统道德伦理基本的敬畏被嘲笑成陈规陋习,out了,老土了,以至于人们和谐相处所需要的相互诚信、友善互助等等美好向往无法在社会土壤中健康生长。古今中外的历史一次次告诉人们,缺乏了对道德的敬畏、肆意突破道德底线的环境中,健康的独立人格不可能建立起来,也不可能实现自身和他人以及全社会的自由、幸福;相反,生活在一个缺乏基本诚信的拥挤人群中,人们必然会人人自危、人人自卫,所导致的终结果只能是相互间的怀疑、冷漠乃至冲突和伤害。菜农们卖给别人毒黄瓜毒西红柿,吃了有毒蔬菜的人们卖给菜农们假冒伪劣电器、假烟假酒。如此恶性循环,社会将陷入无意识却不可避免的成员间相互利益报复的怪圈中。

  现代社会诚信的缺失等诸多道德滑坡现象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既有源于社会环境的,也有来自个人修养的;既有错误观念的影响,也有既存现实的作祟。当社会以事实上的“结果成功”鼓励了作奸犯科者,这时再去要求其他社会成员恪守道德,做守法公民,未免有些滑稽。同时,当奉公守法、安贫乐道者被现实边缘化为“不成功人士”,大多数社会成员“笑贫不笑奸”,那么,很难想象道德如此贫瘠的土地上能够生长出茁壮的科学制度之树。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弊端的一个病灶所在,就是对于公民道德建设与制度建设的生硬分裂。不要制度建设而一味寄希望于道德的谬论不多见,简单机械的制度主义主张倒是一度甚嚣尘上。一些观点认为,不同体制是激发不同道德善恶的根源,以至于忽视了对于道德建设的重视,甚至对其进行嘲弄。事实上,人类发展史一再证明,偏废了任何一个方面,注定都只能是一叶障目。在中华文明史上,正是作为“正统大道”的儒家思想体系对于帝王政治的制约,才保证了中华传统文化绵延不绝,并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那些顾此失彼的社会治理方案只能是扬汤止沸、缘木求鱼,从此端滑入彼端。

  其实,关于公民素质建设与体制建设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苦苦思考的重大问题,早在20世纪初期,中国的志士仁人们就发出了“变革制度易,改造国民性难”的喟叹,足见他们对于公民素质的高度重视。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观念和实践的探索,到了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们达成了基本共识:公民素质建设与制度建设一个都不能少,二者只能是相辅相成的。尤其在现有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公民道德素质建设更是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具可行性的方式。“诚实是好的政策”,富兰克林这句名言在今天依然有启迪意义。

  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从“八荣八耻”到今天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力弘扬和宣传,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相得益彰, 逐步形成了一个自律和他律相互倚重、道德和法制多管齐下的社会环境。就食品安全问题具体而言,在对种植户、商家进行教育的同时,也逐步加大监管力度,完善食品检测标准,《食品安全法》及时出台,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应运而生。目前,我国共有食品标准近5000项,近几年又新公布了300余项标准。上述机构和措施的性和公信力逐步提高,食品安全状况有了较大改善。不妨说,越来越多食品生产销售者对于问题食品越来越问心有愧,越来越不敢犯戒、不能犯戒。

  在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中,任何“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或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观念和做法都有失偏颇,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拒绝偏向两端而主张“执两用中”,全面包含了道德建设内容和制度建设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是中华传统文化与世界文明成果相结合、适宜于现代中国社会的观念和实践体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谆谆劝诫,法律法规的冷面制约,正在营造出一个风清气正、和谐美丽的良好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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